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完善产权保护、市场准入、公平竞争、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”“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”等重大要求。进入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对改革开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。深化改革开放，需要营造市场化、国际化、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。
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环境。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离不开高质量的市场主体，就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。2013年至今，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第96位跃升至最新的第31位。202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.15万亿元人民币，位居世界第二，较2012年增长62.9%；民营企业数量在过去10年翻了两番，从1085万户增长到4457万户。10月25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进一步强调优化投资环境。高层不断释放信号，各地也陆续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。“营商环境是评价一个城市的综合指标，如同一个城市的GPA（平均学分绩点），是一个城市在经济实力、地理位置、政府政策、生产要素、文化气氛等所有方面的综合反映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、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对《中国报道》记者表示。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
△拼版照片：上图为深圳蛇口工业区一瞥（资料照片，新华社记者李长永摄）；下图为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内的蛇口片区（新华社记者毛思倩2015年2月26日摄）。用历史的眼光去看，对外开放的侧重点已发生转移。“改革开放的前40年，更多是引进来，如今，中国则需要更积极的走出去，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，其中少不了与国际规则的衔接，随着开放的视野越来越大，必然需要决策者更多的智慧。”深圳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彭芳梅向《中国报道》记者分析。聂辉华也指出，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可能更看重中国的市场，但企业想要长期在中国发展，就会对于竞争环境和可预期的规章制度有更多期望。无论是“引进来”还是“走出去”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都是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教授、副院长罗立彬进一步分析，长期来看，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，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资本丰裕型的经济体，所以市场主体会逐渐感受到竞争日益激烈，获得较强的赢利能力不会像过去资本非常稀缺时候那么容易。“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大量市场主体去开拓、创新和试错，挖掘与发现新的市场机会，直面市场风险，从而形成‘需求牵引供给，供给创造需求’的高水平动态平衡。这就需要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，让市场主体可以大胆探索、公平竞争、充满活力。”罗立彬表示。如何在“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”框架下探索前进？聂辉华认为，所谓市场化，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资中起决定性作用，减少政府干预；法治化，就是依法治国，减少人治、腐败；国际化，就是和国际接轨，融入世界规则体系和分工体系。安全、公平、效率与成本，中央财经大学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，这是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四个关键词。改革开放早期，多地政府在“成本”问题上下足了功夫。1990年6月，经中央批准，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保税区——上海外高桥保税区。“保税区”，成为很多外资在中国“梦开始的地方”。德国卡赫大中华区总裁唐晓东告诉《中国报道》记者，卡赫2002年进入中国的第一站，就是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销售公司。因为停放在保税仓内的出口货物可暂时不缴纳进口税, 这对外资来说是巨大的优惠。此外，保税区内的具有加工贸易资格的企业，进口原材料免征关税和增值税，且数量不受进口配额限制，出口免征出口税和增值税。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之前，这种几近自由贸易的制度，成功帮助工业水平落后的中国，敲开了全球价值链的大门。在上海之后，天津、深圳、广东、厦门等地纷纷建立起保税区。数据显示，到2009年，台湾地区信息产业95%的组装产能已经离岸来到大陆。聂辉华在调研中发现，像富士康这样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，如果不设在保税区内，几乎无法存活。一位官员举例说，按照常规海关程序，一家进出口加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，需要经过检测、报关、检疫等多道关口，走完这些流程需要较长时间，这常常是企业利润的最大杀手。经过十数年的发展，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对营商环境的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。2010年以后，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逐渐下降，外商投资企业的目光逐渐转向中国国内市场；与此同时，中国企业也开始寻求更大的国际市场。如何更好承接外资产业链的回笼、赋能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，2015年提出的“放管服”带来了政府职能的范式改革，政府不仅需要重视企业的经营成本，更需要在“效率”“公平”等问题上着紧用力。中国开放的大门已经越开越大，市场准入范围也在不断扩大。仅2021年，中国就发布了第一张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——《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（2021年版）》，还发布了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（2021年版）》和《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（2021年版）》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徐现祥团队在2018年至2022年调研了全国28818家企业发现，在企业口中，广东、上海、浙江、北京、江苏、福建和四川七地的营商环境口碑最佳，连续5年保持A级。重庆和湖南省的口碑上升最快，经过5年的营商环境建设，2022年跨越至A类。聂辉华表示，优良的营商环境离不开繁荣的市场主体。这些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水平高，也有助于良好的政商关系。“比如在珠三角地区，企业在进行选址时，深圳不行还有广州，广州不行还有东莞，可进行的选择很多，区域内部的良性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尽可能改善营商环境，以把企业留在本地。”他说。
△2021年10月29日，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会上发布了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/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知识产权争议调解规则》。新华社摄。
近些年，在“放”和“管”方面，受访专家与企业频繁提到、进步最快的改革之一，是商事登记制度，尤其是在注册企业方面。
唐晓东也吃惊于“注册企业”的中国速度。卡赫于2022年在苏州工业园区追加投资的全球研发中心，营业执照基本上只花了一天就办理完毕。“可以感受到政务流程流程越来越公开透明和高效。”唐晓东说。聂辉华观察到，第二个有明显改善的是减少行政许可的改革。例如，原先很多行业准入的考试，如房地产造价评估师、注册资产评估师等，是强制或变相强制的，同时对会员收取高额费用。近几年，市场监管总局不断清理不合规的行政许可，乱收费现象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整治。 而在放管服的“服”上，诸多受访专家都对广东省印象深刻。 “有一段时间好多官员不敢去企业调研，也不敢跟企业家打交道，广东省率先出台了规范政商关系的交往的文件。”聂辉华说。2016年，广东省出台构建“亲”“清”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，具体规范政府与企业交往。2020年欧阳日辉前往广东调研时发现，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政府也很着急，企业也很着急，为了解决问题，政府会主动定期上门，询问企业的经营状况，提供专人的上门服务。而在广东省内，深圳市尤为典型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，深圳市一直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历年的头号工程执行。以荣耀为例，在中美贸易战的阴霾下，荣耀公司成立一年内，增长速度出乎意料。彭芳梅的调研发现，荣耀上半年海外市场增速明显，其中既有新成长初步成效，也有开拓新市场的持续动能。荣耀何以在短时间内即走出至暗时刻，创造如此高的市场增速？深圳市政府在其中功不可没。2021年11月，荣耀首家自建工厂在深圳坪山投产，建筑面积13.5万平方米，具备研发、新产品验证，制造交付等一体化的智能制造产业园，为荣耀的海外市场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产能腹地。“在深圳寸土寸金生产空间如此紧缺的地方，高效腾挪出企业所需的发展空间，需要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，从生产手续的报批、产业园区的建成，到公共交通的延伸、高端制造业人才的积聚，背后都是政府优化企业服务的身影。”彭芳梅说。与此同时，数字政府的建设也在进一步助力政府的“放管服”改革。2019年8月，全国首个涉企一站式移动政务服务平台“粤商通”上线，上线涉企高频服务1169项，广东省六成市场主体，约800万用户正在享受着粤商通带来的“一站式”“免证办”办事体验。唐晓东在与多地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，真正的服务型政府，不止追求流程正确，还勇于创新，与企业一道，努力探索问题的最优解。应对不确定性，接轨国际规则
△2021年5月，卡赫亚洲竞争中心实验室顺利通过国际电工安全认证体系（IECEE）审核，获得CTF实验室资质。而整体“最优解”的抵达，总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去追赶。其中，国际关系对营商环境的挑战，是多位受访专家共同强调的问题。
中国美国商会连续发布的《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》中一个问题是，让会员企业回答什么是在华经营的最大挑战。结果显示，2016—2019年连续4年，在华的美国企业都把“法律法规解释执行不一致/不明确”作为最大的挑战。唐晓东在业务拓展时，也遇到同样的难题，尤其是在ESG（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）标准设定与监管方面。为响应国家碳中和目标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卡赫清洁设备使用的材料基本都是可回收的，这势必增加了企业成本。但是在ESG细分的部分领域，尚未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质量体系标准，鱼目混珠的事不少发生。“如果有明确的标准，严格的监管，也能激励企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”唐晓东说。聂辉华向《中国报道》记者指出，这种不确定性背后的深层担忧——其本质还是国际关系问题。尤其放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和价值观的当下，一旦国际关系出了问题，无论对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，都将面临市场抉择困境。他认为，这种情况下，需要尽可能管控好国际关系冲突，提升制度的可预期性。国际关系的挑战，也同样横亘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过程中。欧阳日辉表示，各个国家会按照自己的优势产业来确定范围和标准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面对诸多壁垒。例如，中国一直积极推进的电子商务标准的国际互认，就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抵制。“因而，如何在管控好国际关系的同时，使用多种政策工具，赋能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，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大挑战。”聂辉华说。而在这场营商环境大考中，加快“人才”引入，可能成为突破点。各大城市为保证人才红利增势，纷纷上演抢人大战，通过直接的资金补贴、放宽落户限制等条件吸引人才。尽管如此，彭芳梅在调研中发现，从事高端服务业的中介人才，如法律、语言、税收等方面的人才，仍有较大培育和发展空间，需要不断加大培养和引进力度。聂辉华认为，在与国际接轨、扶植企业“走出去”方面，“中国的一些政策还存在完善的空间”，中国是世界大国，但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做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充分准备。当然，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能力也会得到提升，繁荣活跃的市场与营商环境相辅相成的。
撰文：《中国报道》见习记者 李士萌
图片来源：新华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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